傍晚从学校辅道走过，总是习惯性地一路扫视校园。操场上，大块的草坪无精打采地看着风将夕阳的玄黄拽来拽去，铺出零零碎碎的暗花。没有孩子们的喧闹，800米的步行变得漫长，这绿色的安静让人格外忐忑不安。是啊，那些飞扬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返回他们久违的操场，将自己跑成一股呼啸的风呢？

照例的失落，照例的沉重，5个月就在照例中滑过去，2020年，地球不仅丢掉了冬天，也丢掉了整个春天。所以，当我远远瞄见几个移动的影子出现在拐角的排球场时，像是意外收到一份礼物，欣喜无比。

70年代出生的人，哪个不是追着《排球女将》长大的，想想都激动，小鹿纯子腾空而起的前空翻慢镜头下，一记重拳击打，“晴空霹雳”“流星赶月”和“幻影旋风”，让男生、女生着了魔。一到体育课，学校的三只排球被抢出来打得满世界飞，抢不到排球的，收集教室里椅子座垫，一只都不能幸免。一人站在桌子上发“坐垫排球”，其他人排着队接“球”，羽毛坐垫被打飞是常事儿，那一刻，满教室飘荡着羽毛，落在头上桌上，像下着一场纷纷扬扬的小雪。

说起来，《排球女将》是中国70年代最好的体育启蒙老师，让排球爱好者骤然倍增且多年经久不衰。

《排球女将》以青春和激情毫无悬念碾压了70后对中国第一部谍战剧《敌营十八年》的酷爱。《敌营十八年》播出那几个星期，父亲用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拦不住我们每晚猴窜出去找电视看的决心，无奈之下，他托人求到一张电视机票，自己跑到遥远的省城，花了一年的积攒背回一台金星牌电视机，红壳的，我们给它取名“红金星”。

红金星只有12寸大，略鼓的屏幕让电视里面的人清一色的大方脸，却不不妨碍我们胡同里所有孩子的惊喜。只有我母亲异常苦恼，没买电视前，她的孩子除了吃饭找不到影子，现在，我们家成了左邻右舍聚集地，每天晚上不论谁在干什么，只要《敌营十八年》的音乐一响，眨眼功夫地板上挤挤挨挨塞满了自带的小板凳，更别说沙发、床这些能靠着、仰着的舒服地方了。妈妈忍了几天，面对每天晚上地板上乱七八糟的瓜子壳和瓜子壳上粘稠的痰液，烟蒂，她声色俱厉地命令我父亲，每晚必须把电视搬到院子里。

《敌营十八年》《排球女将》后记得住的电视剧大约只有断断续续的《红楼梦》了。我们霸占电视的时间很短暂，它很快成了母亲的专属用具。晚上，我们姐妹被母亲按在炕桌上一人一面，头顶头写作业，客厅里，虽然母亲尽力让红金星的锣鸣鼓震敲得小心翼翼，但毕竟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木门，咿咿呀呀的长调照旧肆无忌惮地破门而入。弟弟听到声音，跳到凳子上，透过门上的玻璃学着戏文的腔调汇报道，“今天又是《野猪林》，啊呀呀呀呀……”蹦下凳子，趴在作业本子上再无动于衷。

那些长腔短调真不如念一篇课文更吸引我们。母亲试图培养我们对京剧或者吕剧的热爱，我们纷纷堵起耳朵，以示拒绝。

小小的屏幕上，一个一个穿着长衫的人，夸张的白鼻子粉脸蛋，他们拖着漫长的腔调，把一颗汉字拉长成粗粗细细，高低不等的数条绳索抛出来，勒住远远近近人。二胡的“咿呀”和人的“咿呀”凑在一起，仿佛世间所有的哀愁都被压进他们的肚子，而那悲伤却是肚子锁不住的，顺着胸腔又钻出白鼻子红鼻子，一头扎进无边无垠的尘埃里。

不，这还不够。烫着一头波浪卷发的母亲，自空气中吸了又吸，复将这些怪诞的声音饮进自己的心肺，这些腔调于她也是关不住的，只好“咿咿呀呀”用舌头再弹出来，她嘴巴弹出来的“咿咿呀呀”比电视里的“咿咿呀呀”更加锥心，一个字一个字敲打着我们巴掌遮挡不住的耳膜，让人不知所措。

我们不晓得，不苟言笑，经常用俄语教训我们的母亲为何津津乐道于这模糊不清的字和这怪异的调子。红金星频道被母亲用她那万能胶魔力手固定住，黑白屏幕总在固定时间拉开大幕，我猜，那幕布必定是暗红色的，就像父亲单位仓库里遮盖小提琴大提琴的那些华丽的金丝绒幕布。红金星正中央必定是一张盖着缎子被面的桌子，它拥有强大的魔力，可以轻易将母亲除了衣服之外的骨血统统吸进去。

母亲是心甘情愿被收走的，且过程特别简单。那桌子旁的声音先是拴住了她的脖颈，扯得她身子前倾，继而撬动她的牙齿令嘴巴蠕动，两条冰瑠一样的眉毛很快舒缓成一条流动的溪水。除了她身上扣紧的列宁装，母亲变成了另一个人，和暖慈祥。

这个时候是我们集体作案的最好机会。姐姐赶紧取了她藏在缝纫机针盒里的柜子钥匙，掏出一大把软枣或者大白兔奶糖，炒花生要小心拿，每人只有两颗，青红丝糕可以拿两块，两个人一块。弟弟负责侦查，预备母亲突然推门而入。这样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母亲此刻只是一件列宁装。

好在母亲抢占红金星的频率并不太高，那时候的电视台也没有那么多频道与节目可看，《赵氏孤儿》《李二嫂改嫁》或者《女驸马》可以每天播放。母亲更多时候是用收音机补充她那难听的“咿咿呀呀”。也有例外，譬如，有一段时间她迷上了黄梅戏，我们每天放学走进胡同便传来她和收音机若即若离的唱腔，“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黄梅戏没有那么讨嫌，年长些的姐姐经常在厨房帮忙，不久也能哼唱出一大段，“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人人夸我潘安貌，原来纱帽照哇，照婵娟哪……”到现在我还记得母亲最喜欢的几句唱词儿，“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哇，好新鲜哪！”

成年后，我试着猜想，母亲以18岁的年龄离开富饶的故乡远嫁边漠，在“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冰封雪地中，与父亲年龄的差异，学识的差异，注定令沉默寡言的她孤寂。这一声声漫长单调的“咿呀呀”让她怀想的是故乡的戏台，还是她挽着母亲的手臂坐在台下吃着一颗颗糖红果的漫不经心？

红金星戏码重复了又重复，母亲不得不将自己塞回列宁装，她的眉毛从小溪冻回两条冰瑠，我们开始盼着红金星播梅兰芳或者孟小冬，让她继续做回列宁装。

那年冬天，有了一件比母亲变成列宁装更让我们激动的事，父亲宣布我们全家南下过年，“外婆家要唱戏呢！”父亲说。

一路颠簸，我除了记得自己被父亲绑在绿皮车高高的行李架上睡觉，就是在外婆家听过的一场真正的戏《四郎探母》。

我们抵达外婆家时，戏台已经搭好。小姨说，听唱戏真不容易，整个镇子足足等了五年。外婆说，母亲更不容易，为了这场戏辗转跨越了1500公里。为了这场戏，外婆不仅给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还拍了封加急电报告知具体时间。

唱戏的前一天，外婆和母亲带着我们围着戏台走了一圈又一圈。镇子里很多人和我们一样，一趟一趟去看戏台，唯恐戏台一夜间被月亮照化了，被风吹走了。

戏台很高，有点遗憾的是，幕布是墨绿而不是我一直认定的暗红色金丝绒，戏台前摆满一个镇子的凳子、椅子。不讲究的搬来家里最轻巧的，长条凳、马扎；讲究的，搬来家里最长脸的，藤椅、圈椅。母亲和外婆坐在两只圈椅里，磕着瓜子小声儿说，“这个扮相不好……”,“还是孟小冬唱得过瘾，那只唱片机还藏着么？……”“哪敢，被你弟弟拆了……”，她们有一搭无一搭聊得云山雾罩，把我们姊妹扔给小姨。听戏实在太累了，我在马扎上心烦意乱，耳朵也被二胡磨得发痛，便举着半只糖葫芦跑到后台去看雉鸡翎。

雉鸡翎戴在一个红脸头上，她坐在桌子上和一个瘦男孩翻绳玩，我趁他们不注意溜进一件粉红色戏服里。戏服上钉着一串玻璃珠子，上面磨出道道痕迹，被阳光一照，在阴影里映出一片星光。戏服旁立着一把很大的斧头，原以为很重，踢了踢，“噗”地倒下去，原来是纸壳糊的，分量还不如《十万个为什么》重。我提着斧头扮李逵，四处乱砍，很是得意，冷不丁被一个门头上画眼睛的黑脸人提着脖领子扔到台上。台上那位胡子及腰的老先生还在没完没了地唱“咿咿呀呀”，冷丁瞧见一只扎辫子的花皮球“咕噜咕噜”滚到他脚下，一个“呀”没提上去，被卡断了气，惹得台下被太阳晒得昏沉沉的人哄堂大笑，台上台下顿时热闹起来。

母亲越过人群走到戏台前，一把提起我，扔给小姨。那个假期她始终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列宁装。

工作后留在中原，小城传统文化渊源，尤其夏日，票友终日聚集在城市广场固定角落，下班路上三弦不断，二胡淼淼。我耳机中常年播放着惠德曼休斯顿的《IWillAlwaysLoveYou》或者音乐《黑暗天使》偶尔也会放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之类，与街头巷尾的《定军山》《打渔杀家》平行线般，互不侵扰。除了黄梅戏的只言片语，我依然听不懂京剧，吕剧，昆剧那九曲婉转的词意。

2018年出差某座城市，与人见面，约定的地点在一间著名的戏院旁边，大屏幕滚动着即将演出的剧目，京剧《四郎探母》。看看时间尚早，便果断买了张票走进去。锣鼓前奏过后，二胡响起，我突然被吓倒，是的，是被吓倒，因为我竟然听懂了从前那些懵懂的唱词：“……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想骨肉不得团圆,我这里走向前再把礼见,尊一声驸马爷细听咱言,早晚间休怪我言……”

离开那座城市良久，我仍然困惑不已，是什么原因让我瞬间开蒙这拗涩难懂的国粹，并由衷地赞叹它曲调丰润，华美优雅？

我在手机里下载了几个京剧唱段，孟小冬的《四郎探母》《空城计》也好，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游园惊梦》也罢，高铁上或者机场，耳机里偶尔悠悠这绵长的调子，恍然间，我们姐弟分食着外婆寄来的软枣，隔壁房间，母亲穿着列宁服，甩着一头乌黑的波浪卷，在电视机前咿呀唱着，“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韶光……”

仿佛时光不曾流动。

扶着被夕阳温热的操场栏杆，热泪盈眶。我情愿没有听懂过梅兰芳和孟小冬，也不曾懂得他们之间的角色倒置、情爱纠纷。我只愿和操场上的孩子们奔跑着去接用坐垫假装的排球，用结实的手臂将它们打的羽毛漫天，而红金星里，《敌营十八年》的故事正徐徐播出。